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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作品－吾愛吾師－(137)
editer: 玉蘭莊 date: 2013-01-15 14:45
劉碧雲（會員）
江原松子老師是日本群馬縣的人。她是我小學二年級到四年級的級任老師。以好哭出名的我，將入小學一年級時，周圍的人很擔心，不知能否適應新的環境。還好兩位年輕的助教老師守護著我、寵我，總算平安無事地升上了二年級。就在第一天，剛從日本赴任的江原老師，第一次站上講台教國語課，穿著日本式褲衫...就像很賣座的日本電影「二十四個眼睛」(直譯)裡的老師所穿的那一類型。當天或許是兩班合在一起的緣故，一向坐在第一排小不點的我，卻被安排在右後側的座位。後面有留著小鬍子的木村校長、吳教務主任帶頭，還有我不認識的好幾位老師們站成一排，教室裡瀰漫著一股跟平時不同的緊張氣氛。
第一次來台執教鞭的江原老師也不免一副緊張僵硬的表情。我想到今後將由這位大眼睛，看來一臉嚴肅的老師代替原來那兩位溫柔的小老師時，心中愈來愈忐忑不安；注視著老師的大眼，只覺得她的眼睛越來越大...終於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而被抱到教室外。多年後，很想問老師，她是否知道當天失態大哭的唯一學生就是我本尊？可惜一直苦無機會。
那時，新婚不久還沒有小孩的老師，假日常常來我家跟媽媽說：「我可借一下小雲嗎？」然後帶我去當時台北唯一有電梯，位於城中的「菊元百貨公司」或「新公園」。稍為長大後，我常常在放學後和幾個同學相約背著書包徒步走一兩個小時，只為了坐新奇的電梯...可以把一干人無聲無息地送到高樓的奇怪的箱子...如同孫悟空駕雲一般，真是有趣極了。
新年時，老師常常給我穿上漂亮的和服，還得意地說：「簡直就是日本小女孩呢！」並帶著我到處遊玩。雖然有難得一見的甜點可吃，但我當時認為去老師的宿舍是一件天大的苦差事而避之為恐不及。老師的丈夫一郎先生也是東門小學的老師，為人溫和敦厚。但對於一個每天和兄弟們在田野賽跑、打球，喜歡爬果樹的我而言，很難適應日本式繁雜的禮儀；正襟危坐不久雙足便麻痺失去感覺，打開紙門時必須跪著，用雙手輕輕的緩慢無聲無息地打開，像我一向站著一腳踢開門是絕對行不通的；坐著鞠躬時，要深深的低下頭，還要把鼻頭恰好放在用大姆指和食指圍成的三角形內；在塌塌米上走動時，不許踩到布縫邊...那是很失禮的...我幾次為了閃著不踩布邊，因而差點跌倒。老師還教我如何端碗、筷子上下等等。她似乎有意把我栽培成一位"蓋高尚"的淑女。但事情哪有這麼簡單，我常常找些似是而非的託辭不肯前往她家去活受罪。後來老師也只好放棄而不了了之了。
不過，當老師說：「這禮拜天有人願意幫我整理菜園嗎？」第一個舉手的總是我。在家裡甚麼事都推給佣人從不幫忙做家事的我，卻為了討好老師而自告奮勇，幫忙在小菜園裡種些蕃茄、菠菜、青蔥等，還和同學搖搖晃晃地用大木桶抬水肥施肥...木桶敲到腳後跟，那才叫"痛"呢！...那時，不甜又難吃的"蕃茄"被台灣人稱為"臭柿子"，是從來沒人吃的。有一天，在菜園裡餓得受不了時，偷摘了一顆自己種的還是綠色的蕃茄來吃，實在有夠難吃，那算是我生平第一次嘗試蕃茄。
每當家庭訪問時，老師就帶著我去當翻譯。如今想起來，從七歲到七十好幾都充當翻譯，這也是一種因緣吧！一一走訪散落在田中央的農家，是一種很勞累的苦差事。很難想像如今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那時還是相當寬闊的河流，老師和我還得捉住繩子一步步戰戰兢兢地渡過獨木橋到對岸。在當時一切食物都靠配給的時代，多少可偷藏食物的農家各個趾高氣昂，是相當強勢的，我們只能拿衣物去跟他們交換。昂貴的銘仙料子的(像絲綢)並不受歡迎，他們要的是棉製品。因為下田工作時總不能穿著一身軟趴趴的銘仙吧！難得日本老師造訪，每一家多少都會送一些寶貴的雞蛋和米，讓老師滿載而歸。
有一次，老師帶我去新公園中全島唯一的「台灣放送局」...後來的「中廣」...獨唱，回程和老師兩人坐在公園的木椅欣賞盛開的荷花。老師摸著我的西瓜皮頭說：「等我把鋼琴好好練好，再替妳伴奏吧！」我只默默地點頭，但心裡很訥悶，老師不是甚麼都很棒很厲害嗎？為什麼還需要練習呢？
升上五年級後為了準備考試，照例全改由男老師擔任級任，我們班也改由高大木訥嚴肅的植田老師擔任。每一次當班上有人犯錯時，他會命全班跪在水泥地上，一個個重重地甩耳光；沒做錯事也挨打的我非常不服氣，咬緊牙關不哭，抬頭狠狠地瞪著老師。打完全班的老師開尊口了：「你們要學班長小雲喔！因為她沒做壞事就不會像妳們那樣哭哭啼啼的...」既然知道我沒做壞事，不能打輕一點嗎？心裡更是氣憤難平。那時，準備應考的學生在放學後都得到老師的宿舍參加課輔，師母會端出飲料和點心。如今回想起來，已有兩個孩子的老師看來生活相當拮据，但補習全是免費的。只有考上的學生...一班只有一到兩名...家長會帶一瓶綁上紅絲帶的清酒去孝敬老師。
戰後，等待遣送回國的日本人紛紛在路邊擺地攤賣自己的家財器具。第三高女(現中山女高)的藤谷老校長也親自拖著二輪拖車(力亞卡)賣醬油，校友們知悉後競相大量購買他的醬油。當時初一的我，每天約兩三個同學到江原老師的宿舍幫忙打包。把黃金作成金箔偷偷縫在棉被裡，一郎老師把他自己的書桌...被炸彈片打一個小洞的...送給我作紀念，並不忘叮嚀我務必好好用功讀書。
好不容易等到船期，先在臨時充當收容所的「幸小學校」集中。我們幾個女生借了一部小拖車把幾包行李載到收容所，匆匆卸下堆在教室一角就揮揮手轉身準備離去。不料老師卻邊哭著邊追上來說：「妳們就要回去了嗎？」我盯著淚流滿面的老師心中很是訝異，要回去自己的故鄉為何如此悲傷？一向被稱為"早熟"的我，自認大人的甚麼事都懂，這時卻無法体諒準備一生埋骨在台灣的老師，現在突然失去一切而被趕回戰火下一無所有的故鄉時，那種心裡深處的惶恐與悲傷。老師摸著我的頭說：「一定要轉告劉先生...記得替我問候妳爸爸喔！」老師站在校門口看著我們離開，邊擦著眼淚一直依依不捨不斷的揮著手~~~
時光飛逝一晃三十年，偶而和母親談起老師的時候，多半猜測她早已不在人世了。因為當時有好幾艘遣送回日的船，在途中被餘留未除盡的魚雷炸沉了。戰後日語被嚴禁，書刊雜誌也被沒收不准看，當然通信更不可能...。直到台灣人的李登輝當上總統後，才開放了通信。有一天，我們意外地收到江原老師試寄到舊地址的一封信。驚喜之餘，從此恢復了頻繁的連繫。每當我赴美探親或旅行各地時，必定先買幾張風景名信片寄給她...自美加各景點、巴黎、羅馬、瑞士、紐澳、泰國、巴里島等。待回國後更寫長篇的旅遊記附上精彩的一堆照片再寄給她。不能出國的老師曾說，她簡直就像跟我一起出遊一般地身歷其境。
直到老師高齡九十去世之前，雙方交流不斷。視力逐漸減退的老師須使用放大鏡並在信紙上先畫線，再用毛筆以娟秀的楷書慢慢寫回信給我。事後她的長女純子告訴我，老師常常得意的拿出我的照片和信對她的書法學生炫耀：「這是我的台灣學生寄來的耶！」其間，只有一次長子洋一陪她重回懷念已久的台灣。當年我背過的小洋已成為醫生還當上院長。我帶領他們回到現已改名「中正國小」的母校。親切的女校長還從倉庫深處找出當年江原先生親自用毛筆寫的學期報告，影印讓她帶回日本。曾多次遭到美機空炸的小學其校區或大門都炸死過不少人，却還留下這些文件可真是奇蹟。隨後，我也帶一行人去看舊居，但現已高樓林立，如同［浦島太郎］的童話故事一般，滄海桑田再也找不到任何舊居的痕跡了。
又經過多年，偶而打開紙盒翻閱早已泛黃的舊信和照片，回憶老師的身影，懷念之情仍不禁油然而生。
江原松子老師是日本群馬縣的人。她是我小學二年級到四年級的級任老師。以好哭出名的我，將入小學一年級時，周圍的人很擔心，不知能否適應新的環境。還好兩位年輕的助教老師守護著我、寵我，總算平安無事地升上了二年級。就在第一天，剛從日本赴任的江原老師，第一次站上講台教國語課，穿著日本式褲衫...就像很賣座的日本電影「二十四個眼睛」(直譯)裡的老師所穿的那一類型。當天或許是兩班合在一起的緣故，一向坐在第一排小不點的我，卻被安排在右後側的座位。後面有留著小鬍子的木村校長、吳教務主任帶頭，還有我不認識的好幾位老師們站成一排，教室裡瀰漫著一股跟平時不同的緊張氣氛。
第一次來台執教鞭的江原老師也不免一副緊張僵硬的表情。我想到今後將由這位大眼睛，看來一臉嚴肅的老師代替原來那兩位溫柔的小老師時，心中愈來愈忐忑不安；注視著老師的大眼，只覺得她的眼睛越來越大...終於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而被抱到教室外。多年後，很想問老師，她是否知道當天失態大哭的唯一學生就是我本尊？可惜一直苦無機會。
那時，新婚不久還沒有小孩的老師，假日常常來我家跟媽媽說：「我可借一下小雲嗎？」然後帶我去當時台北唯一有電梯，位於城中的「菊元百貨公司」或「新公園」。稍為長大後，我常常在放學後和幾個同學相約背著書包徒步走一兩個小時，只為了坐新奇的電梯...可以把一干人無聲無息地送到高樓的奇怪的箱子...如同孫悟空駕雲一般，真是有趣極了。
新年時，老師常常給我穿上漂亮的和服，還得意地說：「簡直就是日本小女孩呢！」並帶著我到處遊玩。雖然有難得一見的甜點可吃，但我當時認為去老師的宿舍是一件天大的苦差事而避之為恐不及。老師的丈夫一郎先生也是東門小學的老師，為人溫和敦厚。但對於一個每天和兄弟們在田野賽跑、打球，喜歡爬果樹的我而言，很難適應日本式繁雜的禮儀；正襟危坐不久雙足便麻痺失去感覺，打開紙門時必須跪著，用雙手輕輕的緩慢無聲無息地打開，像我一向站著一腳踢開門是絕對行不通的；坐著鞠躬時，要深深的低下頭，還要把鼻頭恰好放在用大姆指和食指圍成的三角形內；在塌塌米上走動時，不許踩到布縫邊...那是很失禮的...我幾次為了閃著不踩布邊，因而差點跌倒。老師還教我如何端碗、筷子上下等等。她似乎有意把我栽培成一位"蓋高尚"的淑女。但事情哪有這麼簡單，我常常找些似是而非的託辭不肯前往她家去活受罪。後來老師也只好放棄而不了了之了。
不過，當老師說：「這禮拜天有人願意幫我整理菜園嗎？」第一個舉手的總是我。在家裡甚麼事都推給佣人從不幫忙做家事的我，卻為了討好老師而自告奮勇，幫忙在小菜園裡種些蕃茄、菠菜、青蔥等，還和同學搖搖晃晃地用大木桶抬水肥施肥...木桶敲到腳後跟，那才叫"痛"呢！...那時，不甜又難吃的"蕃茄"被台灣人稱為"臭柿子"，是從來沒人吃的。有一天，在菜園裡餓得受不了時，偷摘了一顆自己種的還是綠色的蕃茄來吃，實在有夠難吃，那算是我生平第一次嘗試蕃茄。
每當家庭訪問時，老師就帶著我去當翻譯。如今想起來，從七歲到七十好幾都充當翻譯，這也是一種因緣吧！一一走訪散落在田中央的農家，是一種很勞累的苦差事。很難想像如今車水馬龍的南京東路，那時還是相當寬闊的河流，老師和我還得捉住繩子一步步戰戰兢兢地渡過獨木橋到對岸。在當時一切食物都靠配給的時代，多少可偷藏食物的農家各個趾高氣昂，是相當強勢的，我們只能拿衣物去跟他們交換。昂貴的銘仙料子的(像絲綢)並不受歡迎，他們要的是棉製品。因為下田工作時總不能穿著一身軟趴趴的銘仙吧！難得日本老師造訪，每一家多少都會送一些寶貴的雞蛋和米，讓老師滿載而歸。
有一次，老師帶我去新公園中全島唯一的「台灣放送局」...後來的「中廣」...獨唱，回程和老師兩人坐在公園的木椅欣賞盛開的荷花。老師摸著我的西瓜皮頭說：「等我把鋼琴好好練好，再替妳伴奏吧！」我只默默地點頭，但心裡很訥悶，老師不是甚麼都很棒很厲害嗎？為什麼還需要練習呢？
升上五年級後為了準備考試，照例全改由男老師擔任級任，我們班也改由高大木訥嚴肅的植田老師擔任。每一次當班上有人犯錯時，他會命全班跪在水泥地上，一個個重重地甩耳光；沒做錯事也挨打的我非常不服氣，咬緊牙關不哭，抬頭狠狠地瞪著老師。打完全班的老師開尊口了：「你們要學班長小雲喔！因為她沒做壞事就不會像妳們那樣哭哭啼啼的...」既然知道我沒做壞事，不能打輕一點嗎？心裡更是氣憤難平。那時，準備應考的學生在放學後都得到老師的宿舍參加課輔，師母會端出飲料和點心。如今回想起來，已有兩個孩子的老師看來生活相當拮据，但補習全是免費的。只有考上的學生...一班只有一到兩名...家長會帶一瓶綁上紅絲帶的清酒去孝敬老師。
戰後，等待遣送回國的日本人紛紛在路邊擺地攤賣自己的家財器具。第三高女(現中山女高)的藤谷老校長也親自拖著二輪拖車(力亞卡)賣醬油，校友們知悉後競相大量購買他的醬油。當時初一的我，每天約兩三個同學到江原老師的宿舍幫忙打包。把黃金作成金箔偷偷縫在棉被裡，一郎老師把他自己的書桌...被炸彈片打一個小洞的...送給我作紀念，並不忘叮嚀我務必好好用功讀書。
好不容易等到船期，先在臨時充當收容所的「幸小學校」集中。我們幾個女生借了一部小拖車把幾包行李載到收容所，匆匆卸下堆在教室一角就揮揮手轉身準備離去。不料老師卻邊哭著邊追上來說：「妳們就要回去了嗎？」我盯著淚流滿面的老師心中很是訝異，要回去自己的故鄉為何如此悲傷？一向被稱為"早熟"的我，自認大人的甚麼事都懂，這時卻無法体諒準備一生埋骨在台灣的老師，現在突然失去一切而被趕回戰火下一無所有的故鄉時，那種心裡深處的惶恐與悲傷。老師摸著我的頭說：「一定要轉告劉先生...記得替我問候妳爸爸喔！」老師站在校門口看著我們離開，邊擦著眼淚一直依依不捨不斷的揮著手~~~
時光飛逝一晃三十年，偶而和母親談起老師的時候，多半猜測她早已不在人世了。因為當時有好幾艘遣送回日的船，在途中被餘留未除盡的魚雷炸沉了。戰後日語被嚴禁，書刊雜誌也被沒收不准看，當然通信更不可能...。直到台灣人的李登輝當上總統後，才開放了通信。有一天，我們意外地收到江原老師試寄到舊地址的一封信。驚喜之餘，從此恢復了頻繁的連繫。每當我赴美探親或旅行各地時，必定先買幾張風景名信片寄給她...自美加各景點、巴黎、羅馬、瑞士、紐澳、泰國、巴里島等。待回國後更寫長篇的旅遊記附上精彩的一堆照片再寄給她。不能出國的老師曾說，她簡直就像跟我一起出遊一般地身歷其境。
直到老師高齡九十去世之前，雙方交流不斷。視力逐漸減退的老師須使用放大鏡並在信紙上先畫線，再用毛筆以娟秀的楷書慢慢寫回信給我。事後她的長女純子告訴我，老師常常得意的拿出我的照片和信對她的書法學生炫耀：「這是我的台灣學生寄來的耶！」其間，只有一次長子洋一陪她重回懷念已久的台灣。當年我背過的小洋已成為醫生還當上院長。我帶領他們回到現已改名「中正國小」的母校。親切的女校長還從倉庫深處找出當年江原先生親自用毛筆寫的學期報告，影印讓她帶回日本。曾多次遭到美機空炸的小學其校區或大門都炸死過不少人，却還留下這些文件可真是奇蹟。隨後，我也帶一行人去看舊居，但現已高樓林立，如同［浦島太郎］的童話故事一般，滄海桑田再也找不到任何舊居的痕跡了。
又經過多年，偶而打開紙盒翻閱早已泛黃的舊信和照片，回憶老師的身影，懷念之情仍不禁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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