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切的日本外交官/友愛會代表 張 文芳

二〇〇二年五月八日,在瀋陽的日本領事館所發生的「瀋陽事件」中,報導了各界不同的反應,其中幾乎大多數都是批評外交官應對之道的負面看法。

「瀋陽事件」,正確來說應該叫做「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闖館事件」。現在就稍微簡單地說明一下事件的概要。

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出逃的流亡者金高哲一家五口,企圖闖入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瀋陽市的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卻慘遭失敗,被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逮捕之際,中國武警未經許可就擅自侵入總領事館境內強行將人帶走,遭到逮捕的逃亡者極有可能被遣返北韓,後來在中日韓三國緊急磋商下,同意把金高哲一家五口送到韓國以便獲得政治庇護。

在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出刊的「新聞週刊」的專欄中,我讀了彼得‧塔斯卡氏以「想想杉原千畝的良心」為標題所寫的報導,不禁想起我自己在二十年前所經歷的台北交流協會的外交官的應對。

儘管杉原千畝的故事非常有名,但為了那些不知道這個故事的人,我還是引用彼得氏所寫的文章的部份內容,概略地說明一下關於他過去的事蹟。

「這是在一九四〇年,杉原擔任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時所發生的事。當時正是納粹德國席捲歐洲的時期,到處都是為求活命而想要逃亡的猶太難民。

但是,包括美英兩國的大多數國家,都拒絕接受難民。杉原看到如潮水般湧到領事館前的難民群眾,便向東京的外務省請求同意讓他發行過境簽證,卻遭到外務省的拒絕。於是杉原不顧上級命令,開始獨斷獨行,一天發出數百件的過境簽證。不久之後蘇聯下令關閉領事館,杉原被迫回國,但他仍然一直持續發出簽證到最後一刻,甚至在已經緩緩開動的火車上,還把簽證從車窗拋撒出去。

因為他的關係,數千名的猶太人得以經由蘇聯來到神戶。根據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的報告顯示,杉原所拯救的難民們的子孫,現在據說高達四萬人左右。......(中略)
若從表面來說的話,杉原千畝不用說當然是個「壞外交官」。因為他無視上級的指示,幫助了重要的同盟國的敵人,違反國家利益,沒有經過正當適切的手續就讓大量的外國人入境日本。

兩相對照之下,瀋陽領事館的日本職員則是「好外交官」。他們遵從上級的指示,對隸屬的單位忠心耿耿。從幫忙拾起中國武警的帽子還給對方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他們非常地有禮貌,而且對於維持職場的清潔十分熱心。......(中略)

杉原千畝的功績獲得以色列政府的好評,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以色列政府頒贈給他亞洲人中唯一的一個「國際義人」獎。......(中略)

美國議會讚揚杉原如下。「那些只會盲目遵從指示的藏鏡人官僚就算被遺忘,但杉原千畝的決斷和良善,將會成為人類行動的最佳典範,永遠被傳講下去吧。」......(中略)
接下來我想描述一下我自己回憶的來龍去脈。

一九八〇年代,台灣針織製品的出口非常盛行,當時我在台南縣某家針織大廠的台北辦公室擔任日本市場及製品的研發工作。由於自動化生產的加工技術十分進步,業界大多進口海外的自動針織機台,我們公司也趕搭這波潮流,打算推動自動化生產,認為除了自家公司使用以外,也應該從事針織機台的銷售,因此取得日本知名機械廠商的電腦控制針織機台的銷售代理權,並在加工業者集中的南部地區台南縣麻豆設立銷售公司,將我外派到新成立的公司擔任銷售活動的負責人。第一年就作出百萬美金以上的業績,之後更是年年成長。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下旬,有一個紡織機械展示會在東京晴海國際貿易展覽館舉行。配合這個展示會,約有二十位左右的針織業者組成參訪團,打算前往參加並進行銷售推廣活動,因此企劃了一趟日本之旅。由於全體成員都不會日文,所以決定由我身兼翻譯率團前往參訪。在那之前,正好上述所說的針織公司舉行員工旅遊前往東南亞觀光,隸屬於那家企業的我也受到邀請。原本預定配合員工旅遊回台的日期,我就直接從香港轉往東京,因此委託旅行社代辦日本的入境簽證。

但就在出發當天到達機場時,發現旅行社漏辦了我的簽證,因此我十分慌張。旅行社的經理建議說只要能在旅行地的當地日本大使館申請到簽證就沒問題,所以只好在旅行途中犧牲觀光行程,企圖去申請簽證。但無論是香港、新加坡或泰國,不管在哪一國的日本大使館都無法申請到簽證。因為這些國家跟台灣都沒有邦交。

為了回台北交流協會申請簽證,不得已只好中止難得的觀光行程,緊急趕回台北。途中轉機香港,原本飛機預定當天中午前就會抵達台北,偏偏又碰到颱風來攪局,班機大幅延遲,回到台北家時已經是星期五的晚上了。

當時因為還沒有實施週休二日,所以隔天星期六上午還是可以申請緊急簽證。由於當年電腦打字還不是那麽普及,因此我先在家裡熬夜手寫了一份理由陳情書,陳述了「旅行社的申請失誤、本公司從日本製品進口實績、我之所以前往日本的目的、如果率團的我沒能按照預定抵達東京的話,會給參訪團員們造成怎樣不便的負面影響、我的日本之行對日本而言是有利的、如果能通融讓我順利取得簽證的話,對日本外交機關的形象有加分的效果」等洋洋灑灑的內容。

隔天星期六早上,前述的那位旅行社經理陪同我一起前往當時位於台北市濟南路的日本交流協會,在簽證申請文件後面附上陳情書提交到受理的窗口。

當時申請簽證的流程,從提出申請到簽證辦下來大約要三~五個工作天,而且核發簽證僅限週一到週五,週六只接受申請,並不核發。由於日本跟台灣沒有邦交,所以就辦理手續而言,儘管名義上簽證是由「在香港日本國領事館」發行,但實際上好像是由在台北的交流協會發行的樣子。(這是我的臆測。)

儘管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當天申請當天就拿到,但我也只能破釜沈舟,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厚臉皮地提出申請。前來應對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承辦官員,他一直站著傾聽我的來意,並且在看完陳情書後,當場對我說:
「我瞭解了。請稍等三十分鐘左右。」他這樣回答我,三十分鐘後就核發了簽證給我。一同前來的旅行社經理不可置信驚訝地說:「這種事是史上頭一遭,日本人真的是不一樣哪!」

我們向承辦官員大大致謝,之後搭乘當天下午四點從桃園機場起飛的中華航空飛東京的班機,隔天帶領日本參訪團一行人,按照原訂計畫,順利地完成所有的參訪行程。
只要結局好,一切都好。這期間那些不愉快的慌亂緊張的過程,全都被消除得一乾二淨,只留下美好的記憶。

大使館或領事館,按理說應該是有因應簽證申請人的緊急事態,可以隨時特別核發簽證的規則。但我的案例究竟適不適用緊急事態?這如果是台灣的承辦官員的話,恐怕一定會以規則為由不會當場核發簽證吧。對方國家的私人企業的利益,延伸牽連到日本的國家利益,我認為這件事的承辦官員很能清楚地分辨外交的根本意義,因此下了這個給予申請人特別通融的判斷。

彼得‧塔斯卡在他的文章中還有一段如下的敘述。

「杉原在日後如此闡述他核發簽證的理由。『我無法對那些面臨死亡、前來求助的人們棄而不顧,眼睜睜地看他們被送死。無論會受到怎樣的懲處,我認為我還是應該順從自己的良心。』」。

如果說把杉原千畝和瀋陽事件的官員拿來作比較的話根本是不同的層次,那也就不用再多說了。儘管以規則為擋箭牌拒絕核發簽證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那位交流協會的外交官卻硬是願意當場核發簽證給我,我相信他確實是一位心地善良、懂得替人著想的人。日本現在還是有這樣的人。在現今這個不管哪個國家都充斥著官僚主義的政府機關以及態度令人蹙眉的公務員的時代,我所碰到的卻是一件儘管微小,但確實是清新又溫暖人心的美好事件。

(漢字物語 講師)
評論: 0 | 引用: 0 | 閱讀: 1013